2014-02-14 央行观察

央行观察按：回顾愈深，思之愈远。值此金融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中国金融曾经走过的路。从今天开始，《央行观察》将连载由中国人民银行习辉博士编著的、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金融六十年风云》一书。

正如习辉博士所言，“如同政治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大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社会经济和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经济和金融知识的普及和解读”。出于这样的目的，她和同事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新中国金融六十年风云》一书。

习辉在书中称，在这60年里，中国的金融业风起云涌，应时通变。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发展成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化的银行、证券、保险业共同发展的金融体制。无论是“前30年”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还是“后30年”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时期，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金融业在促进经济良好运行中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打击投机倒把和加强金融管理，到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治理通货膨胀的三大战役，从体制转轨时期金融体制改革，到新时期应对复杂国内外形势的政策较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金融工作重点。金融业立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优化社会资金配置、支持经济发展，更为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到了护航的作用。

而在我们看来，这正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好了，让我们静下心来，和作者一起展开一场对于中国金融历史的回顾之旅。

《新中国金融六十年风云》

习辉 编著

第一篇 人民银行成立之前

第一章 金融原生态

中国人认识到西方银行的巨大威力，有志之士纷纷呼吁设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现代银行业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 翻开中国金融史上新的一页。

第一节 初始的商业银行

一、中国通商银行——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1897年5月27日，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然而，其成立的过程却非一帆风顺。

早在1896年，盛宣怀就向朝廷请示，要求效仿外国银行办法，设立银行以挽回利权。很快，朝廷允许了他的请求，银行进入筹备阶段。但是在银行的筹备过程中，受到洋人和总理衙门中反对者的百般阻挠，盛宣怀只得继续上奏本，重申银行的重要性——“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此时，盛宣怀的主张得到了一大批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的支持，设立银行的阻力变小，银行呼之欲出。

但是在赔累责任、总行所在地、报效国家之款、发钞准备金、政府监督和政府借款等问题上，总理衙门提出了比较苛刻的要求，后经过努力，终得谅解。然而，在银行即将正式成立的时候，御史管廷献上奏《银行官设流弊宜防》一折，对银行章程提出了五条修改意见：银行名称不冠以“中国”字样；户部拨存的官款必须指定担保品和担保人；汇兑官款，须交实银；设立商会公所，止议商务，不得干涉金矿等务；银行设有拖欠，与国家无涉。光绪皇帝见到此折，又犹豫起来。

1897年6月16日，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联名上奏，历数创办银行的前后经过，重申创办银行的重要性，并着重对管廷献的五条修改意见进行一一答复，其要点是：银行名称必须冠以“中国”字样；官款拨存毋庸另觅殷商担保；汇兑官款须交实银；设立商会公所不会干预金矿等；银行若有拖欠不会连累国家。此时光绪皇帝才最终同意开办银行。

二、户部银行

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的准备资本为库平银400万两，分为4万股，户部认购一半，其余的由官员民众购买。该行设总办和副总办各一人，总行设在北京，在天津、上海、汉口、济南、张家口、奉天、营口、库伦、重庆9处设有分行。

除经营收存出放款项、买卖金银、折收期票、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财物等一般银行业务外，户部银行还享有铸造铜币、发行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发行的纸币，分库平银100两、50两、10两、1两4种银两票和面额类似的银元票；此外，还可发行市面通行平色及百两以上的银票以及各种票据。

1908年2月，经度支部（即官制改革前的户部）奏准，户部银行改称为大清银行。同时制定《大清银行则例》，进一步确定该行的国家银行性质。

大清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 000万两白银，分为10万股，分别由国家和私人各认购5万股。总办改称监督，并由度支部奏派监理官两人，监理一切行务，总行的其他管理官员还有理事四人，监事三人；各分行则设置总办、经理、协理、司账等官员。同时，度支部还赋予该行代理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事务和公家一切款项收付以及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和各种证券等各项权责。后来，大清银行在南昌、杭州、开封、太原、长春、福州、广州、芜湖、长沙、西安、昆明、江宁等地增设分行。

大清银行存款业务发展很快，1906年的存款为1 056万两，1907年就达到2 208万两，1908年更上升为3 526万两，1909年进一步增加到4 381万两，1910年更是达到5 401万两。大清银行的放款也很严格，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即使各省的借款，也需要巡抚同银行订立合同，报度支部立案，制定某项收入作为抵押，分期归还本息。

三、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是邮传部奏准于1908年在北京成立的商业银行。邮传部请设交通银行的理由是，由这家银行办理轮、路、电、邮的款项收付，以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经办股票、债券筹集资金，避免举外债受制于外国人。资本额500万两，官4商6，邮传部认购官股2万股200万两，另外，商股3万股300万两由官民认购。

由于邮传部是最大股东，所以虽然强调交通银行“纯商业银行性质”，“均照商律办理”，但管理大权实际却在邮传部。第一任总经理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协理是浚川源银行的创办人周可昌，帮办是邮传部参议、五路提调的梁士诒。梁士诒在辛亥革命以后成为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且一度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长期操纵交通银行的大权。

交通银行除了在北京设立总行外，还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23个分行。业务除了经营轮、路、电、邮四政所属各局、所款项的存汇银、保管等业务外，还发行兑换券。存款1909年为1 384万两，1910年为2 370万两，1911年为1 798万两。存款来源主要是四政的营业收入，1911年占存款总额的65.5％；放款中，包括铁路在内的对政府机关放款只占25.5％，而对私人放款的比重较大，以上海分行为例，除了房地产抵押和股票占有较多比例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放款通常占10％~20％，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借款金额多达5万两至10万两，最大的超过20万两。

四、南三行北四行

尽管时局混乱，但是中国的民营商业银行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南三行和北四行就是其中的翘首。南三行是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三家私营银行的通称，而北四行则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的通称。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1907年，由浙江铁路公司创议设立。1914年浙江铁路公司收归国有，股份出让，承购者多为工商业者，而以杭州丝绸商蒋海筹、蒋抑卮（1875—1940）父子为最巨。辛亥革命后，业务发展迅速，1915年，总行由杭州移至上海。1927年前存款总额常为私营银行的第一、第二位，1927—1937年退居第五、第六位。董事长长期由叶揆初 （1874—1949） 担任，总经理先后为徐新六（1890—1938）、项叔翔。

浙江实业银行成立于1909年，原名浙江银行，由浙江地方政府和商人合资设立，1915年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由于官股擅权，商股深感不满，要求分开经营，1923年达成协议，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在杭州设总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设总管理处于上海，由李铭（馥荪）（1887—1966）担任总经理，业务日渐发展。该行着重于外汇业务和兜揽外商在华企业的存汇款，机构少，职工亦少，而存款甚多，拥有外汇资产亦多。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中的产物。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总经理陈光甫。由于经营精明,管理严密，业务发展迅速，盈利较多，资本积累亦较快。到1926年时，资产总额已超过4 700万元，存款超过3 200万元，资本也增加到250万元。

盐业银行北洋政府时期，盐款为财政收入大宗，为了维持盐业、调剂金融，在国务卿徐世昌、财政部参政张镇芳的筹备下，盐业银行于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办，总管理处设于北京，下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该行创立时为官商合办，资本额500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开业时实收股本64万元，而官股只有1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遂改该行为商办。1923年改定资本额为1 000万元，实收700万元，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原址改为北平分行。除京、津、沪、汉，该行还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金城银行由王郅隆、倪嗣冲、徐树铮、任振采、吴鼎昌、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于1917年在天津创办。王郅隆担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该行的股本资金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和官僚，开办时原定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到1919年收足。后来增资到50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两家入股共约1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股份共110余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共约260余万元。1923年再次增资为1 000万元，后来再次增收。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于是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药界的存款，以及社会中立阶级的闲散资金。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银行重心南移。

大陆银行由谈荔孙、张公权联合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8年9月开始筹建，1919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资本初定200万元，实收100万元。1926年扩充为1 000万元，实收750万元。该行自开办以来以中国银行为蓝本，各项业务以稳健发展为主旨。1919年秋，大陆银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沪三分行设立保管、信托专部，为市民保管贵重物品，开展买卖股票和有价证券等业务。1922年夏又于各分行内部设立储蓄专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学设立支行外，还在城内外工商业繁盛地区及靠近居民集中点设立支行。1930年增资收足1 000万元股本。这个时期为大陆银行鼎盛时期，开办了许多附属机构。1935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正式迁往上海，抗战开始后，大陆银行业务一蹶不振。

中南银行由南洋侨商黄奕柱于1921年6月在上海创办，7月5日正式开张。总行设在上海，1922年7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后改设支行。初建时银行资本额定为2 000万银元，先收500万银元。其中以黄奕柱占股最多。该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第一任董事会有黄奕柱等9人。董事会下设经理部，总经理胡笔江全权处理一切业务，并向董事会负责。1921年，中南银行相继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组成四行联营。1922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并发行钞票。四行准备库成立一年后，为了吸收社会上的游资，扩大其业务，1923年6月又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中南银行钞票，四行准备库遂告结束。1936年成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的业务。

第二节 狂热的资本市场

旧中国经济落后，资本市场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而投机盛行，每一次繁荣都隐藏着危机。

一、橡皮股票风潮

中国股市的第一个泡沫发生在1910年，史称“橡皮股票风潮”。

20世纪初，新兴汽车工业迅速发展，国际市场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橡胶价格迅速上涨。这深深触动了各国在上海的洋行，从1909年开始，到上海来招募股份发售股票的外国橡胶公司络绎不绝。随着外国洋行的大力宣传和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的不断上涨，上海的橡胶股票交易逐渐疯狂起来。不但一般商人，就是普通市民、地主以及一些完全没有股票交易经验和完全不懂橡胶知识的人，也争先恐后的加入到购买橡胶股票的行列中。

为了争购橡胶股票，有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上海市面上还推出“南洋一百二十二橡皮公司中西名目股份原值表说”和“定价每本大洋二元”的《上海橡树公司一览表》等书。

1909年4月4日，上海成立最早的橡胶公司兰格志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每盘（每盘为10股）780两，时隔一个多月就已涨到1 160两。1910年4月9日时更高达1 475两。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价格1910年2月19日时为25两，同样时隔一个多月，4月6日时即上涨一倍达到50两。柯罗麻公司的股票价也同样如此，1910年2月16日时为17.5两，经过一个月，到3月17日时就已上涨到36两。这种橡胶股票价格在市场上猛涨的状况，又诱使更多认为购买橡胶股票有暴利可得的人参与进来，种种因素彼此作用，相互推进，使得上海橡胶股票市场更加升温。

在这场橡胶股票的大投机中，中外金融机构纷纷参与，推波助澜。在华外商银行除允许橡胶股票可按票面额押借现款外，还向中国的钱庄和个人发放了大量用于购买橡胶股票的贷款。同时，允许中国钱庄用庄票作为购买橡胶股票的支付手段。这些做法使得上海的钱庄主十分活跃，利用外国银行的贷款进行橡胶股票投机。这样一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银行（钱庄）里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投入橡胶股票的交易中去了，可用于正常商业活动的资金，却差不多完全陷于枯竭状态”。

但是，好景不长，泡沫终归会破灭的。

从1910年7月初开始，伦敦市场上橡胶行情急剧下落，由4月时每磅橡胶价格十二先令五便士急剧降到7月底的九先令三便士，随后猛跌到六先令。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猛跌的讯息传到上海，立即引起了上海的恐慌，而这时，平时经常向中国钱庄提供贷款的外国银行，看到市场上发生了混乱现象，便忙于催索贷款，结果使中国钱庄里的华商商业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融通了。外国银行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使得钱庄岌岌可危。1910年7月21日，正元、兆康、谦余三大钱庄终于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同时倒闭，同时连带使与它们有来往的数十家大小钱庄和商号受到连累一起倒账。从而引发了震惊上海波及全国的金融风潮。到1911年时，有人评论：“自去年橡皮股票惹起市慌，一时风潮所及，震动全局，倒闭者有之，收歇者有之，至今年（即1911年），则只存30余家，比较上年减去十之五六。”

二、交易所泡沫危机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正式开业了，这是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也标志着中国的证券交易进入了证券交易所时代。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开业以来，经营良好，从1920年12月1日起至1921年5月31日止的结算表中，收入达677 504.78元，纯利达到368 696.77元。其股东的股利半年就达到了30%，创造了“同种事业中稀有的纪录”。而且之后设立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此鼓舞，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和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相继成立。因为这些先后成立的交易所利润丰厚，所以，投机分子以为成立证券交易所是赚钱的捷径。一时风起云涌，上海涌现出交易所136家，信托公司12家。

从上海各交易所股价表中，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哄抬交易所股票的状况，以及弥漫于上海证券市场上的浓厚的投机心理。

然而，当时中国工商实业的水平并不高，这些为投机而设的交易所都是难以维持的。到了1921年底，上海金融市场上银根渐紧，一些交易所难以支持而不得不宣布倒闭。1922年2月，当法国租界当局受到各方压力，不得不颁布实行整顿租界内交易所的措施时，那些滥设的交易所只得破产清理整顿。经过这次风暴存留下来的交易所只有6家即成立较早而又比较规范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和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其他无一幸免，这就是 “信交风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