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的发展战略需要在合作下加快转型

——2008年中韩论坛上的发言(经过整理)

孙立坚：非常感谢大会组委会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我今天也想从学理上面谈，可能问题谈的大一些，但是尽量想把这个问题谈清楚。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韩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问题，我想通过三点来谈明这个问题。

第一点是关于东亚增长模式的“是”与“非”。大家知道，现在我们依然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是我们东亚发展的优势，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它也是我们的劣势，这个判断的根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找：第一个是中国在延续东亚增长模式当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在投资环境的改善上面，花的力度之大为整个亚洲经济的活力体现打下了非常良好的物质基础。另外，中国市场的潜力和劳动力的优势，使得我们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这个神话可以延续到今天；尤其是我们在中韩合作当中，也能看到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强大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性。中韩经济合作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加工厂的环境当中，它的竞争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二个依据是，中国今天在出口上面的优势，中国的贸易顺差体现了国际竞争力，不仅是中国产业发展的结果，也和我们企业的迅速成长有关。更确切地说，它是整个亚洲经济活力的体现，是整个亚洲企业内贸易的活跃体现。第三个理由，既是东亚战略的一个优势、同时也是造成今天东亚走入发展困境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金融抑制(financial restraint)的问题，我讲金融抑制，是指亚洲的政府有意图地将金融抑制政策和产业政策配合起来，以追求东亚模式发展的最低成本和最高收益。抑制的具体形式就是管理自己国家的汇率和利率，甚至我们现在看到油价的管理，也体现了这样一种产业政策和金融抑制的思维在里面，这种产业政策，这种金融抑制，在上个世纪，在世界经济失衡问题和金融全球化的强度还不十分明显的时候，东亚的这种发展战略实际上很成功，它没有破坏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它和一部分中南美国家以前出现的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完全是两回事，金融压抑造成低储蓄，低增长，高通胀，高外逃的经济衰退局势，而东亚发展中的金融抑制却带来了东亚增长模式的经济活力——也就是政府来承担出口导向或引进外资引起的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而使我们的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发挥自己产业的比较优势，发挥产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失衡状态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这种金融抑制的发展策略就会暴露出本国金融体系严重的脆弱性倾向，我们看到这次的美国次贷的风波、全球油价泡沫以及近期的越南金融风暴都已经从个几个层面上面暴露出东亚的这种脆弱性，一个是东亚外汇资产的严重缩水现象，一个是东亚对美出口的疲软，还有一个是东亚一些国家金融市场的震荡和衰退。

第二点，我就想重点谈东亚金融压抑的负面效果——金融脆弱性这个问题。在东亚国家，今天一旦外商直接投资撤离，本国银行体系(亚洲金融体系的特色)在资源配置上就会出现混乱，以前，国内银行能够搭便车，外商投资的方向或和外商挂钩的项目就存在经济效率，就存在良好的绩效，国内银行根据这一“信号”，就可以放心和大胆的进行商业贷款，因此，这种“跟风”掩盖了它们业务竞争力低下的缺陷，甚至在某些阶段它们还体现出非常好的经营业绩，但是，一旦FDI资源配置信号失去的时候，比如外商投资撤离的时候，或者外商投资进入虚拟经济的时候，整个东亚模式国家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暴露出大的问题，很容易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导致资产泡沫、金融危机，现在越南金融风暴和以前东亚危机一样，就是这一问题的极致表现！另外，东亚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归纳出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反映在资本管理严格的国家上，金融抑制战略带来了严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比如说中国，这种流动性的过剩，又带来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投资过热；另外一种是投资不足，也就是资产泡沫，资金大量进入了虚拟经济，同时会带来非常高的通胀的压力，尤其在现在成本输入性的通胀环境中，很容易削弱本国出口的竞争力，同时也严重削弱本国内需的健康的发展，从而导致经济出现恶性循环的态势。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是，在一些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实际上金融抑制(刚性的低息货币政策)导致了大量的储蓄外流，也导致了本国产业的空洞化，金融脆弱性问题需要东亚进行区域合作来填补这种缺陷，否则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我感觉韩国在东亚危机之后，果断的开放金融市场，而且我们也找到了很好的案例，韩国大量引进外资，包括容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高比例的持股，实际上对于后来它的产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看到了一些正相关的案例，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案例中并没有发现严格意义上的成功的情况，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韩国这种成功的模式。

第三点是关于亚洲现在增长方式的调整问题。上述的东亚发展模式，在当今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要进行重新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这种增长模式的调整压力，是来自于全球金融化中金融改革的速度，已经不能由政府根据自己国家的承受能力来主动地加以控制这一事实，很多凸现出来的问题都说明：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无法适应金融环境的急剧变化，这就带来了深重的困难，这个深重的困难，必须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才能加以摆脱。第一个从改革的“存量”视角上看，应该加快现有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主要强调一点是制造业要跟服务业建立良性的互补关系，虽然有时候很难建立，尤其在东亚增长模式当中，金融等服务业加快的发展可能会失去我们一些制造业固有的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通过一个区域的合作来弥补现有的缺陷，来缓解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从“增量”改革角度上，我们要强化自主创新的能力，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互补作用，提高企业价值创造的活力，从而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企业，尤其要解决中小企业的活力怎么样通过资本市场培育来实现，怎样通过政府有效的扶持，来分担在企业发展的种子期所暴露出来的高风险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韩国也是非常的成功，尤其他已经培育出三星和LG这样大型的世界一流的企业，那么透过它们的光环，再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韩国的研发的规模和追赶速度都是惊人的。第三，我觉得要保证上述“存量”和“增量”意义上的改革能够有序和加快的进行，就需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而且我认为，转型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制度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要加快和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保、教育、医疗、劳动、金融和税收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非常关键，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东亚发展模式能否成功转型,也关系到亚洲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内需市场，更关系到能不能在东亚区域内平衡亚洲自己庞大的储蓄和投资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上述的制度改革作为铺垫，东亚就不可能自发地跳出对外依存的增长模式，于是,这种模式下所滋生的金融脆弱性等问题，在世界经济失衡状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会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