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发布了2011年1~6月份的全国财政收入和全国税收收入增长数据。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13526.03亿元，增长31.2%。全国税收收入52429.58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12135.14亿元，增长30.1%。并不出人意料，这一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双双超过30%的增长态势，再一次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议。

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同一期间的国民经济增长及其相关数据。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0年同期增长9.60/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0/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010。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01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7010。将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及其相关数据联系起来，社会热议的程度便更是上升了一层。

当然，中国人对于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现象的关注，并非始于今日。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算起，已经至少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只不过，在当前通货膨胀势头居高不下、收入分配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人们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现象的反应，已经变得十分敏感。从这一段的情形看，将其完全当做好事而为之欣喜的人不多，而对其持忧虑态度甚至发抨击之辞的人多起来了。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财税收入的高速增长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经济现象。对于它，只能在多元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去做多视角的分析和判断。在笔者看来，起码如下的几个因素是要进入视野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特别是2011年以来的财税收入增长，是在税收制度未做增税调整、甚至还有减税动作的条件下实现的。在既有税制格局不变条件下而实现的增长，显然不能也不应归之于政府主动性的增税举措，而系现行税制自身的作用。故而，对于财税收入增长持续高于国民经济甚至居民收入增长的现象，应当从现行税制及其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原因。此其一。

除了现行税制的作用之外，财税收入的增长，也会得力于加强税收征管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现行税制的格局下所采取的加强税收征管措施，可以有助于减少税收的跑冒滴漏，自然会收获增加税收收入的效果。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税务部门必须追求的目标。故而，对于通过加强税收征管而实现的财税收入的增长，应当将其视作一种正常的现象，不仅不应怀疑，而且要为之鼓掌和加油。此其二。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前面所说的规范性的财税收入之外，政府还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和收入来源。比如，各种政府性基金、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障缴费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等。人们所感受到的、被称作税收负担的东西，也包括政府通过上述的渠道和来源所取得的收入。故而，不仅仅是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值得关注，上述的这些政府收入渠道和来源也值得关注、甚至更应当关注。应当将所有的政府收入统统纳入视野，从而对税收负担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此其三。

即便认定当前的财税收入增长情形不那么适当或应当实施减税，那么，减税也应当落实到具体的税种上。而且，减税的对象选择和具体设计，也要符合整体税改方向。从“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看，在当前的中国，最需要减的是间接税，而非直接税。通过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此减彼增，来收获均衡中国税制结构格局的成效。这就意味着，对于人们一轮又一轮的有关减税的呼声，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坚守改革方向，不能更不应让减税操作偏离既定的改革轨道。此其四。

其实，比关注财税收入增长现象更加重要的，还在于与此相关的财政支出的方向和管理。如果财政支出的方向是恰当的，财政支出的质量是较高的，那么，即便财税收入的增长速度再快，一旦将收支两个方面的作用合一，其结果，也可能是得大于失。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场合，也适用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换言之，我们所应关注的，并不仅仅在于政府收了多少，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收的钱用到了何处，所产生的效益怎样？此其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