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年3月17-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为主题，中外代表与会人数总计1000余人，其中境外正式代表90余人、境外观察员代表360余人。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和世界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能源、服务业、房地产、金融、文化创意等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现将境外代表发言及所提交背景材料进行择要综述，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对外开放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

境外代表观点综述

一、国际经济走势仍不容乐观

论坛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政策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仍有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不能过于乐观。

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转变，但仍处于危险区域，还不能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认为，近期美国的经济指标有所好转，对欧洲的救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目前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石油价格的上升威胁着全球的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仍以供给推动为主，存在通胀的危险。此外还有些国家受高失业率的困扰。现有政策的回旋余地非常小，发达经济体应当利用新获得的喘息时间采取平衡的财政政策，开展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和结构性的改革，修复危机带来的破坏。新兴经济体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抑制经济过热的压力，增加社会转移支付，降低消费税。

美国经济复苏在短期还面临诸多制约，长期基本面良好，债务问题总体可控。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虽然201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出现了积极的迹象，但这可能与2010年底的情况一样，经济在2011年年中的时候又会突然下滑。他指出，目前仍有大约15%的劳动人口得不到全职工作机会，2011年第四季度GDP的增长有2/3是存货积累带来的。他认为，出口增长疲软、油价上升、财政刺激计划的退出将制约2012年美国经济的增长。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认为，消费和住房市场低迷是拖累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看，人口的稳步增加会推动消费市场复苏，对外贸易也在快速增加，债务问题总体可控，有利于复苏。

美欧专家对欧洲经济和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看法不一。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拉拉认为，欧洲经济同时面临增长的危机和银行体系的危机，前景堪忧，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过去。古尔斯比认为，欧元区的危机是多重问题嵌套在一起：既有政府财政赤字不断累积的问题，也有全球及地区经济不平衡问题，还有欧洲银行业和养老基金对南欧国家的风险敞口问题，以及一些国家政府在危机过程加剧杠杆化的问题。如果欧洲没有在财政政策方面的稳定、没有紧缩、没有劳动力市场非常深刻的改革，前景是令人担忧的。费尔德斯坦认为，欧元是一次失败的实验，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说极具诱惑力，但欧元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成员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何改变成员国的经济行为将是欧元区未来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德国美因茨大学教授、德国经济五贤人前成员莫罗认为，欧元作为一种共同货币联盟不会走向灭亡，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采取必要的战略举措和能力来防止危机蔓延，欧洲货币联盟中的转移机制能够抵御外部冲击的影响，退出欧元区并进行货币贬值也不符合有关国家的长远利益，欧元区能够利用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建立一个有效的治理机制。

全球经济在中长期面临多重挑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现在面临三个主要挑战：第一，是宏观的脆弱性的问题;第二，是全球分工剧变的问题。比如，中国在信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方面将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全球社会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第三，未来10到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加缓慢。这三重挑战需要综合考虑。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尔·博斯金对世界经济从长期衰退中复苏表示审慎的乐观，但认为未来10到20年，欧美的经济增长与危机前相比都会比较缓慢，许多国家可能会进入一种经济长期停滞的新常态。

二、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与会代表普遍认可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但是当前结构调整任务仍然很重，时间紧迫，时机宝贵，中国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认为，“十二五”规划包含一系列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进行结构调整的政策指南，“十二五”规划是否全面落实是其他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三个方面改革对中国建立更加均衡和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至关重要：一是公共开支更多地投向社会发展领域，以促进国内的消费;二是通过创新型的增长来应对老龄化的危机;三是深化财政改革，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均衡化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财政支出效果，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划分。

拉加德对“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十分赞赏。她认为，中国当前需要在三个领域来开展工作，加速经济转型，并且在全球政策讨论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要继续支持增长。目前中国在这方面是令人羡慕的，有充分的财力支持来开展工作;第二，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第三，提升收入分配的均衡性，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使全民共享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

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经济硬着陆，但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加快扩大消费、创造就业和建立社会保障网的步伐。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到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但是还未充分认识到时间上的紧迫性。博斯金认为，现在中国有较高的增长率、巨额的外汇储备、很高的储蓄率，这些都是当前的优势，可以使未来的架构和体制设计在短期不会受到太大干扰。等以后举债成本不再低廉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罗比尼认为，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并非不可能，但可以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来避免。他认为，从有关国家的历次危机看，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危险水平。中国当前需要加快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养老保障)、加大转移支付、提高私营部门的收入份额、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减少汇率低估和防止出现负储蓄利率等。

斯特恩认为，需要对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作进一步的回顾和评估。中国20年前的财税改革非常成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应对危机奠定了基础。中国当前既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也迫切需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推进自然资源污染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改革，另一方面要通过强大的公共财政来支持长期的、可靠的投资。与此同时，还要建立新的融资渠道和机制，鼓励私营部门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加强公私两个部门的合作关系。

三、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继续改革国有企业，支持私营部门发展和公平参与竞争。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应该对国有企业实行“鸟笼经济”，给国有企业设定一个边界。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下，国企不能全盘私有化，允许国有企业发展，但必须分红。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保障其自由发展、公平获取竞争机会，并确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循序渐进推进金融市场改革。拉加德认为，中国能安然度过危机，与先贸易后金融的开放次序有关，避免把中国的金融体系暴露在有毒资产之中。但中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还比较脆弱，需要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对汇率、利率、流动性管理、资本账户的开放要有一个路线图。达拉拉认为，中国银行业正在进行渐进式的全球化，在参与全球市场、全球投资人的活动方面还很有限，不应急于鼓励中国的银行通过并购或者与欧洲银行进行合资。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尔强调，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不能各自为政，否则很容易出现全球范围的监管套利。此外，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需要更好地沟通才能形成有效的监管政策。

审慎选择经济政策组合，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野村控股株式会社常任顾问氏家纯一认为，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二是缺乏对影子银行贷款的监测，只关注了银行贷款指标;三是欠缺对房地产贷款相关数据的监测分析，漠视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的信号。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建立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认为，创新已是中国改革日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创新已经使全世界都受益。中国在创新领域需要一个全局性战略，使各部委支持创新的政策和改革能成为一个全民上下的行动。推进创新还需要扩大开放，包括加强人才交流以及新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开发的国际合作。让市场选择最适用的技术，形成鼓励不同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同时对于研发过程中正常的失误能予以容忍。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要做好预案。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蔡旭认为，促进内需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展服务业。中国应该做好准备，制定一个在3至5年内开放服务业市场的方案，以便业内人士可以提前进行调整，减少市场开放后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

文化创意产业要明确政府监管的界限。好莱坞梦工厂公司总裁科尔曼认为，文化创意产业需要良好的监管，同时也要建立起监管界限，不能管的太细。

四、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在全球新秩序的角色。世界需要信任中国，中国也需要积极承担起引领者的角色。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认为，中国应该支持和保持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并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中国在未来20年后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中国的自身利益是与开放的全球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共赢的体系不能想当然地形成，需要双方的贡献。中国的合作伙伴们要更严肃地对待多边主义，世界各国应给予中国更多的权利而不是试图遏制。中国则需要更多地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认为，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这需要对相关的制度和安排做出进一步改变。有两个方面的安排值得重视：一是西方世界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支付;二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应作为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古利亚认为，各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经济体的竞争力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一席之地的能力。OECD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工作，通过计算贸易附加值而不是以贸易的数量来衡量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一工作有助于各国反思如何在全球价值链里更好地获得自己的份额，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安杰建议，中国在急剧变革的国际环境中，应采取更主动的姿态引领国际事务，为世界提供亟需的“全球公共产品”。中国还要学习更积极主动和有效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此外，还应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选择地加速市场开放，扭转国际社会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