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增速的起伏变化实际上在自动发挥一种宏观效应：熨平经济波动。

税收增长的大起大落，并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的起伏，这恰恰说明了现行税制的自动稳定器功效显著。

与经济增速相比，我国的税收增速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就拿去年来说，税收增速就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过程。去年上半年税收增速高达29.6%，一季度的税收增速更是高达32.4%。而去年下半年，税收增速迅速滑落，第四季度陡然降到6.8%。2011年一季度、四季度税收增速落差达到25.6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税收增速有所回升，增长10.3%，但税收总收入增速仍为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增长9.8%，比去年上半年增速回落了19.8个百分点。

从上述这些数字来看，我国税收增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时而高速增长，时而迅速滑落，起伏很大。如果仅仅是就税收论税收，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当税收高速增长时，不少人认为这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负，会拖曳经济发展，主张大规模减税，甚至提出税收增长应与经济增长同步的主张，以避免加重宏观税负。而当税收增长迅速回落时，减税的呼声少了，而认为财力少了，赤字债务会增加的担忧情绪又多了起来。尤其是一些地方媒体记者，今年来不断询问这个问题：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到期债务会不会难以偿还？地方债务会不会扩大？如此等等。税收增速牵动着社会的神经，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都会引发对税收问题的高度关注，甚至焦虑。

其实，如果我们跳出税收微观，从一个整体来看税收宏观，则会发现，税收增速的起伏变化实际上在自动发挥一种宏观效应：熨平经济波动。当把税收增长的起伏变化和经济增长的起伏变化联系起来观察时，则不难发现，经济增长越快，税收增长更快，税收在整体上具有自动累进效应；经济增速下滑，税收增速则会比经济更快滑落，此时，税收在整体上具有自动累退效应。从过去十年的数据分析，税收高速增长时，对应的经济增长都是往上走，通常都在9%以上，甚至是两位数增长；而税收增长大幅滑落时，对应的经济增长处于下行状态，通常都在9%以下，甚至更低。从十年的时间跨度观察，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这种对应关系清晰可见。当我们用“弹性”这个概念来解释时，看到的是税收增长的变化无常。其实，这是税收在发挥不言而喻的一种作用：稳定经济。税收比经济更快地增长，实际上是在抑制社会总需求，起到了预防经济过热的作用；而税收比经济更快地滑落，实质上是在释放社会总需求，起到了避免经济加速下滑的作用。用宏观经济学来解释，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动稳定器作用。这说明，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现行税制整体上具有双重效应：以经济增长9%为经验临界值，高于9%时产生累进效应；低于9%时产生累退效应。税收充当了国民经济的一种自动稳定器，发挥了自动稳定经济的功能。税收增长的大起大落，并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的起伏，这恰恰说明了现行税制的自动稳定器功效显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行税制，税收增速的大起大落，就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在教科书中，充当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往往是指单个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以及除税收之外的失业补助等财政转移支出。而从现实观察，充当稳定器的不是某一个税种，而是整个税制，是由各个税种搭配组合而成的税制体系。这与从单个税种观察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同的。这也反映出“税收微观”与“税收宏观”具有本质区别。也许我们由此得到一个结论：税制改革不仅要分析税收微观，也要观察税收宏观。

同样的道理，在时间维度上也需要观察研究税收微观与税收宏观。因为时间也有整体与局部之分。如果随意撷取某一个时间段，我们观察到的可能是时间碎片，而不是一个事物的时间整体，这样也就很难发现一个系统的功能在时间上的完整反映。在观察税制运行的某一个时间片段时，我们看到的也许恰恰是税收增速远远超经济增速的时候。这时，有人看到的是财政实力在壮大，有人看到的是宏观税负在加重，有人看到的是不可持续，如此等等。若把时间拉长，在税制运行的另一个时间片段中，出现的景象可能恰恰相反，税收增速大幅滑落，甚至负增长，2008年底和2009年上半年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又该如何评判现行税制呢？对于税收曾一度多年超经济增长，学术界认为是一个迷，并为此做了不少探讨，甚至有观点认为，税收超速增长“不正常”，现行税制应推倒重来。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形却是相反，现行税制是不是又转“好”了呢？显然，着眼于一时的税制运行状况是难以得出准确结论的。这说明一个道理，税制改革不能搞“大跃进”，更不能以某国的税制为标准来改革我国的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