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12月8日—9日,中国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山东大学举行,年会主题聚焦“发展与改革:未来中国经济展望”,国内经济学名家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进行思辨、分析,各抒己见、争鸣切磋。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王 原

“要看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追赶发达国家,发展的“药方”是什么?年会主旨报告一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药方”,“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市场体系,按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来发展”,通俗地说,就是“要看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

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单个企业家的选择并不一定遵循这一规律,且基础设施、金融体制等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完善也非单个企业之力可以改变。林毅夫说,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看,因势利导、“有为”的政府就成为这一“药方”有效的前提。

林毅夫说,产业政策是一国政府实现因势利导的好的选择。政府的力量有限,所以要针对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战略性的产业。应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方面改进制度安排,譬如对先行者有所补偿,激励“吃螃蟹”,改进基础设施、法制、金融环境等。

当然,“有为”政府的实质,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不是相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祈祥表示:“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GDP仍是官员评价考核的指标,市场就不能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如果人们靠腐败、商业贿赂就能获得超额利润,谁还会冒创新的风险?如果玩空手道就能一夜暴富,谁会投身实体经济?”她认为,从深层看,我国市场化仍然不足,在经济领域实现“科学发展”,就是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刘易斯陷阱”影响有多大?

中国的人口红利究竟有没有耗尽?学界尽管存在争议,但至少对其消减的趋势大体认同。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钟甫宁带领学生对对江苏、安徽、河南等5省102个县200多个村庄进行整村调查,发现这些村庄迁出以及一年在家时间少于3个月的人已达47%。他认为,从调查看,当前农村人口高度老龄化,已经没有年轻人转移的潜力。在老龄化程度、劳动储备状况等主要指标上,中国的前景均不乐观。综合分析人口红利的几项主要构成,只有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仍有一定增速,但36岁以上农村人口的转移又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学研究认为,15岁以下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20%才能替代,现在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6.6%,到2016年,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总量绝对值也将出现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尽。”

但人口红利显然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增长’,GDP增长是不是就是经济增长?”钟甫宁认为,所有刺激政策都是现有潜力的释放和实现；长期的增长应该是潜力的提高。他建议政府鼓励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提高对科技特别是具备公共品性质的科技的投入。

林毅夫认为,我国经济宏观上较独立,经济质量较为健康。在转型中,能够通过必要补贴维持稳定,同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发展。他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制度安排与发达国家内涵未必一样,且实施能力有差异,更侧重于改革制度中致命的而非全部的市场扭曲。

由内需主导替代外需主导是关键

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相伴的,是经贸领域摩擦加剧、保护盛行。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认为,本次复苏已历时5年,但经济依旧乏力,因此,“国际保护主义”激化,“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

这种保护不仅限于贸易保护,还包括投资、金融、技术、服务等多种经济形态保护；不仅对夕阳产业或幼稚产业保护,更对新兴产业普遍保护；不仅有显性保护,还有隐性的经济保护、政策保护。佟家栋说,从长远来看,国际保护主义政策是不可持续的。调整期后,全球化会进入一个“再强化”的阶段,中国要关注短期策略与长期产业创新的结合,通过补贴和需求刺激支持新兴产业尽快形成规模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则认为,“当前形势下,关键在于要由内需主导替代外需主导,尤其是提振消费需求。”提振消费,就必须研究如何提高消费倾向高的劳动者的收入。在杨瑞龙看来,必须从发展模式转换的角度去思考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就分配谈分配永远没有出路,发展模式决定利益格局,决定分配格局。”

而在发展模式的转变中,杨瑞龙认为“投资转型是基础”。要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其关键仍在于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具体的突破口,在于重新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理顺价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资金等得到真实体现；提高反垄断力度,特别是限制国企垄断力量,放松民间投资领域和行业准入限制。

■延伸报道

现代金融“不要只说概念”

危机由金融而起。现代金融学,强调科学的、定量的计算,既然如此,如何造成了如此巨大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齐鲁证券金融研究院院长彭实戈说,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金融模型中的不确定性。譬如国际通用的BS(期权定价)公式,其中的波动率被当做是常数来进行计算,但事实上没有人相信波动率是常数。即,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不确定的,BS公式只是一个例子,国际通行的巴塞尔计算中存在大量类似问题。这样进行计算,会造成巨大的风险,不断累积直至坍塌,而且一次比一次冲击大。

在模型不确定下如何计算风险?彭实戈认为,现代金融不能仅有理论,一定要有计算方法,需要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现代金融研究需求迫切,我国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一定在这时就要把模型不确定性的概念放进来,不要只说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