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讯（记者张清俐）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引起了学者们热议。12月8—9日，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与山东大学共同主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全国80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本次大会主题“改革与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展望”，针对十八大所提出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我国经济热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经济结构调整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十八大报告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到战略性地位，并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点任务。这让经济学者们感到欢欣鼓舞，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起飞阶段，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将保证我国未来经济的稳定增长，其未来走向值得学界讨论。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是什么？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指出，从国内来看，城市化是未来经济主要增长点，从国际来看，中国仍然存在劳动力长期比较优势。而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

目前有学者从我国步入老龄社会的观察推论人口红利将消退，进而认为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衰弱。对此，海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人口红利理论的解读需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背景。海闻提出，农业社会主要依赖体力劳动的经济贡献，年龄因素就很重要。但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将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服务业对体力劳动不会过于依赖，原来以60为界的老龄至少可以推迟10年。而且，服务业的老人有更丰富的职业经验，是增加服务业附加值的主要群体。海闻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服务业比重还比较低，它的发展依赖于城镇化进程的推动。

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方向是要达到怎样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认为，转型后的经济结构应该表现为市场导向型、环境友好型、创新驱动型、虚实和谐型和民众受惠型五个特征。要让市场真正成为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依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适应、循环发展，能让老百姓普遍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

发展新兴产业应对国际经济保护主义

中国自21世纪初加入WTO，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并保护好自身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权益，学者对此发表了观点。

海闻认为，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承诺和外交方式是一个大国的应有作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促进各项国际合作。更重要的是使世界其他国家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有望逐渐消解国外对中国经济发展所持“中国威胁论”的说法。

“自由贸易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我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经济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应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

“国际保护主义一直是中国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认为，国际经济保护主义是伴随经济周期的不景气所出现和激化的现象。目前，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处于较长的脆弱恢复期，这使得全球进入以本国利益为核心的保护期。这一时期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找到新兴支柱产业所需要的时间。佟家栋表示，中国应对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制约的有效对策是关注、探索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在新兴产业孕育期通过国内供给补贴和需求刺激，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经济的形成。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丰富经济学理论

与会学者表示，中国通过短短30多年的改革，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一成功历程，与会学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需要深入分析，这些研究工作为经济学理论深化作出了贡献。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提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历程进行了解读。林毅夫认为，不同国家拥有的要素禀赋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在于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应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利用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产业升级变得可能。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工业化进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在短短30年时间走上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在于国内产业集群的广泛建立。集群有市场联接、就业机会、学习机会三大优势，而中国产业集群的特有优势又在于：市场进入的投资门槛低，可以防备特殊权力集团骚扰，能更好应付波动从而灵活生产，以及具有共生性。张晓波认为，集群是中国人应对困境的一种灵活解决办法，对帮助别的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也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发进程中，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不一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部学部主任史晋川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一的原因既有各地域的自然禀赋差异，也有历史禀赋差异。自然禀赋方面，人均耕地面积越小，农业土地边际产品递减就越快，就有更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历史禀赋来说，某些区域形成的经商传统使老百姓很容易走出农业部门进入非农部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把商业资本转化成产业资本，推动农村工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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