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二季度增长7.6%等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收窄的现实，许多人对我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还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经济金融的当前形势和今后发展趋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此，日前记者采访了知名金融学者苑德军教授，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都具有阶段性。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会减速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增速变化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

记者：今年二季度GDP增速7.6%，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GDP增长率再度“破8”。您认为造成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是什么？

苑德军：经济增速回落，是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这主要源于房地产投资和铁路投资下降。去年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长27.9%，上半年增长更是高达32.9%.而受政府房地产调控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只增长16.6%，同比下降16.3个百分点。由于铁路建设资金缺口很大，今年铁路建设步伐也明显放慢，铁路投资规模下降。此外，出口下降也抑制了制造业投资扩张。出口与制造业投资呈高度正相关。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1%会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3～4个百分点。出口下降引致的制造业投资下降，也是导致投资增速回落的一个因素。二是外部需求低迷。自2005年起，欧盟超过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不仅直接影响了我国对欧盟的出口，而且间接影响了我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与此同时，出口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外迁，贸易摩擦加剧，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也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去年我国出口增长20.3%，而今年上半年只增长9.2%，出口增幅回落幅度较大。三是结构转型使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率下滑。调结构是我国整个“十二五”以至以后更长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种结构转型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除旧布新的过程，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大手术”，其必然带来“两高”行业、产能过剩行业投资与产出的下降，而新兴产业由于发展时间短，在GDP中的占比低，短期内无法弥补前者投资和产出的下降，这势必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处于低端、层次较低，面对结构转型的沉重压力，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下降。四是政府的主动调控。本轮经济减速，既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需求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时也与政府的主动调控密切相关。在这方面主要是房地产调控。为了挤压房地产泡沫，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政府采取了限购、限贷等一系列调控措施，影响了房地产投资需求。

看空中国经济不足取

记者：面对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收窄的现实，有的人对我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还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请谈谈您的看法。

苑德军：其实，仅仅根据几个下行的经济指标就看空我国经济是不足取的。必须看到，尽管我国经济在减速，但在世界几大经济体中仍然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计为负的0.3%，美国不到2%，“金砖五国”也都在6%以下。比较而言，上半年7.8%的经济增速，既高于中央政府年初确定的7.5%的预期目标，也在全球经济体中领先，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长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某些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衰减，而新的增长动力尚不能弥补原有增长动力的漏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随之下降。

这些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和环境约束。30多年的高增长，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基础之上的。我们在获取高增长的成果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我国资源保有量急剧下降，好多资源型城市资源已经枯竭，大宗商品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环境污染也在加剧，污染带来的负的经济外部性迅速上升。传统的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来实现高增长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势在必行。而在时下这种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模式转换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速必然受到影响。二是人口、制度和全球化“三大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递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出口扩大又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即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加工贸易顺差几乎等于甚至超过贸易总顺差。外商加工贸易企业大量设在我国，就是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低。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自然加工贸易的对外转移和出口下降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从制度红利看，改革推出的一系列创新的制度安排，激发了人们的劳动和工作热情，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高增长。但近年来，在一些亟待深化改革的领域内，改革实际举措不多，改革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从全球化红利看，开放是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助推器。大量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我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匪浅。但在我国完全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递减。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战、汇率战此起彼伏，我国外贸环境不断恶化，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打折扣。三是经济总量基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GDP总量只有3645亿元人民币，而2011年已经超过47万亿元，是1978年的128倍。在这样的经济总量基数基础上，要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是很难做到的。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都具有阶段性。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会减速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增速变化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目前，我国就正处于这样的经济增速转型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减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客观看待和正确认识经济减速，完全不必因为经济减速而惊慌失措。我们必须摒弃“高增长偏好”和“高增长拜物教”，树立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性、科学的经济增长观。

“稳增长”的对策选择

记者：对于下半年我国经济的走势您是怎样判断的？要实现“稳增长”这一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下一步还应采取哪些措施？

苑德军：尽管我国二季度经济增速“破八”，但一些经济数据透露出的积极动向值得注意。二季度经济的环比增速为1.8%，较一季度上升了0.2个百分点；作为经济月度核心指标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月份显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投资增速从前五个月的20.1%，上升到上半年的20.4%；6月份贷款增量反弹，人民币贷款较之5月多增1266亿元；企业库存销售比率下降，工业去库存接近尾声；6月份外贸进出口同比虽继续下降，但降幅已较5月份放缓；7月汇丰中国PMI为49.5，创近5个月新高。所有这些表明，中央政府“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取得实际成效。我认为，我国经济在二季度已基本见底，下半年将缓慢回升，全年8%的增速是可以实现的。

在“稳增长”取代“控物价”成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再推出类似“四万亿”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因为那样做不仅会加剧产能过剩，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会加大通胀压力，贻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不能再走简单依靠投资刺激经济的老路。从我国经济的现状出发，“稳增长”必须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第一，把产业转型作为“稳增长”的着力点和新动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经济增长是产业转型的前提和依据，而产业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动力。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产业转型会导致社会资源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不同增长率的产业之间实现差异化分配，从而提升经济总量。二是产业转型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形成结构优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三是产业转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集约型增长。四是产业转型周期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其通过影响经济周期影响经济增长。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政府必须予以积极的政策支持。产业政策是指导和推进产业转型的主导性政策。政府在出台产业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引起的产业调整给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尽可能避免经济大的起伏波动。要保证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才条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应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本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不能在产业发展方向上搞“一刀切”。

金融是推动产业转型的关键因素。产业升级、产业扩张、产业集聚、产业整合、产业并购等一系列与产业转型相关的活动，都离不开金融支持。适应产业转型的要求，商业银行和信贷政策应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优化信贷投放的行业结构，使信贷支持重点从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转变；二是优化信贷资金配置的空间结构，使信贷资金的地域配置从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向区域均衡转变；三是优化信贷支持的企业规模结构，使信贷服务由重视国有大企业向重视中小企业转变；四是优化信贷业务结构，使商业银行由经营传统信贷向注重发展绿色信贷转变。

直接融资对满足产业转型的融资需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优先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上市，充分发挥这类企业的产业吸附和产业扩张功能。要大力规范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各种股权投资基金，发挥其增加创业资本、支持新兴产业扩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势。应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使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利用直接融资方式筹措产业转型所需资金。应扩大银行并购贷款规模，设立并购基金，为市场并购主体顺利实施产业并购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第二，深化改革，提升“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加快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所有制改革，对处于竞争行业的央企应实行民营化，使央企真正从竞争行业中推出。应矫正央企改革的方向，改变央企主管部门通过简单行政化合并手段整合央企国有产权的做法。央企的产权转让和并购，必须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应尽快废止国企的行政级别，改变国企领导“亦官亦商”的二元身份。要稳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使资源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资源本身的价值，促进资源合理节约使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应尽快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建立规范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通过税率调节、薪酬监管和其他政策措施，遏制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高管的畸高收入。要从制度安排层面促进社会各阶层收入的均衡、合理增长，尽快改变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近年来，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多。从项目立项、土地转让、市场准入，到税收减免，矿产开发，政府审批的范围越来越大，权限越来越广。政府在“审批经济”中所处的这种主导地位，与其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担当的角色是相悖的，不利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和高效化，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应明确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行为边界，把应该由市场来办的事交给市场。要深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实反映资金供求关系，消除产生银行“暴利”的制度条件，降低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要加快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满足小微企业和“三农”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第三，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并使之成为长效机制。最近，国务院各部委相继出台了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政策，这不应仅仅视为政府挽救经济下行的应急之举，其更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完善的重大举措。不过，要真正把促进民间投资落到实处，使民间资本能够顺畅进入垄断行业，还必须把各部委的政策规定细化和具体化，制定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避免政府管理人员在执行规定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政府管理人员人为设置准入障碍、刻意阻拦民资进入以及歧视民资的，要严格问责。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把政府各部门的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为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第四，提高宏观政策调控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避免政策“超调”。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着眼于总量调控，对解决结构问题作用有限。所以，宏观政策对经济变化不能反应过度。要加强宏观政策的预调微调，把握好调控节奏和力度。同时，辅之以结构性调控办法，避免“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