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103 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 306亿元，比上年增加8 818亿元，增长20.8%;地方本级收入52 434亿元，比上年增加11 821亿元，增长29.1%。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89 720亿元，增长22.6%;非税收入14020亿元，增长41.7%。

什么原因形成了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预算制定的财政收入与实际财政收入之间的数字鸿沟是否由政策变动所致?经济发展，组织收入能力增强写信息化手段怎样促进财政收入提高?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高企、企业利润增长与公共投资增加是财政收入增加的关键吗?

通过“纵横交错，立体多维”的审视，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现实。广义来看，经济加速发展、经济规模扩大和市场机制发育，造就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狭义来讲，预算制定科学化、财政管理精细化与政府收入规范化，则是财政增收的制度诱因。理解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不仅要从财政的角度看收入，还要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全面发展乃至世界各国经验来理解。

一、财政预算编制包含的诸多不可观测与不可预知信息，成为我国实际财政收入高于预算的主要原因。

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幅，乃至过去5年财政收入平均增幅都在20%以上。对此学术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认为，预算编制应该严格执行，多收少收都是违背预算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另一方则认为，应收尽收是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准则，财政超收是执行预算要求的结果，是合理的。细致梳理中国预算改革历程以及《预算法》相关内容，我们发现，精确化预估财政收入的预算编制并不具备应有的条件，“信息不完备”造成了预算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异。这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中国预算编制改革尚在路上，很多经济信息难以观测。正如社科院扬志勇研究员所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一直是推动我国预算改制的建立与完善一直是推动我国预算改革的关键力量”。为了搭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机制，预算编制财政收入的策略也在不断完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已近取消、归并的预算外收入，这些收入需要重新分类、梳理与汇总。这项工程不仅牵涉到会计核算本身的全面变革，而且牵扯到部门、地区、企业与民众的利益调整。这就好比每个乡村要建设柏油公路，原有的机耕道、各家的土马路都要纳入规划、重新布局，让新建道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方便。中国的预算改革还在探索之中，财政收入与预算编制的偏离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和阶段特征。

第二，政府性基金改革、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增加与预算外收入归并，成为预算编制财政收入不可预知的制度因素。在政府性基金改革方面，土地出让金受大中城市房地产限购政策影响大幅减少，而地方政府加大土地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清理力度额外增加了部分收入。就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而言，2011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 556.8亿元，同比增长12.8%，国有企业应缴税费29 934亿元，同比增长17.9%。此外，原来划归“预算外专户”管理的相当部分预算外收入，2011年按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管理，属于转移性收入。据财政部给出的地方上报有关数据估算，全年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原预算外资金约2 500亿元，分别使地方和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提高6个和3个百分点。这些变化，都是预算制定时无法确知、收入变动数额更难以预计的情况，构成了预算编制与财政收入不相吻合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组织收入能力增强与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成为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主要宏观原因。

我国GDP年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毋庸置疑是财政收入高增长的基础，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8%背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长情况。无论是西欧国家还是亚洲的日、韩，都经历了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阶段。学者们认为，市场交易的复杂化与市场信息的便利传递，都有增加财政收入的直接作用。当下中国，发达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同成长，便利的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途径，都在客观上提供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动能。

财政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是财政组织收入能力增强的重要动力。规范政府收入行为，从预算外与预算内资金的改革起步，再到国地税机构分设的激励机制建立，又到全口径预算方案的落实，每一步的制度构建，不仅是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的过程，也是稳定财政收入的过程。财政收入增长的制度原因也在于此。 信息化手段成为加强征管的关键一环。税收征管信息化，大大减少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金融账户管理信息化，为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此外，财政部门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有了更多的宏观经济信息作为依据。比如，征收排污费，主要信息来自环保部门的统计监测数据;核算土地出让金，依据的是国土资源部门的统计与卫星监测数据;征收资源税，需要借助地矿部门提供的资源信息及企业市场交易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得、分析与处理，促使财税工作日趋精细化与科学化，也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令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短期难以改变。

城市化、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市场经济改革走向深入，都是财政收入增加的因由。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带给世界的经验。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可以看作一个国家或地区提升到新阶段、新平台的标志，财政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遵循这样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是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一脉相承的。市场的高度发展、分工细化与产业组织的变革，将源源不断地创造利润及制度红利，身处消费与投资升级中的财政收入没有下降的理由。

民生支出压力，养老、住房、医疗与失业保障都要求财政收入有足够的支撑能力。民生支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财政支出重点，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无论是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还是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融资，无不警醒我们有必要稳定财政收入，蓄积财力，应对不时之需。

结构性减税不可能改变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总趋势。结构性减税战略自2009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一直推进落实。结构性减税有调整税制、促进经济发展与减轻企业、居民负担等具体目标，从个人所得税改革、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等举措可见一斑。如果说实施结构性减税可能造成税收收入增速放缓的话，但绝不可能影响财政收入的总量和规模。

CPI高企与公共建设投资的持续是2011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短期推力。2011年CPI指数前高后低、总体偏高的局面，拉升了财政收入的增速。公共建设投资的加大，“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项目投资的执行，也是2011年财政收入增长的动力。此外，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2011年下半年连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及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刺激了民间投资、生产与消费，这些都维持了财政收入的增量。

总之，我国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是目前我国财政收支活动的客观反映。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的共性，也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背景与演进规律。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逻辑既有宏观大势特点，也受微观波动左右;既牵扯到体制机制改革，也与国际经济环境相联系。客观全面地看待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科学、有效地预测财政收入变化趋势，有助于中国财政乃至中国经济走得更稳、更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