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02 习辉 央行观察

摘自《新中国金融六十年风云》一书

作者：习辉 博士（中国人民银行）

第十六章 改革方兴未艾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一、“金融航母”中央汇金公司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资产逐渐成为海内外各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在1998年财政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1999年又分别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给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但是银行体系的坏账率仍然居高不下。有数据显示，到2004年末，央行为清理关闭各类金融机构以及银行改革已经发放1.4万亿元再贷款，其间金融稳定总支出更超过2万亿元，但由此陷入路径困境中——再贷款回收前景并不理想，五年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回收现金尚不够支付央行为其再贷款的利息，差额约为300亿元；地方财政为兑付金融机构债务，向央行1 411亿元再贷款提供担保，但在所有省份中，只有广东省能够坚持每年全额还款。如果不改革，低效的银行体系只会成为吞噬资金的黑洞。

此时的中国金融业从表面上极像日本金融系统崩溃的前夜，当时大藏省的政客们仍然在公开场合下喜欢讨论摆脱当时的“保驾护航”模式，私下里却认为要处理银行坏账问题，除了以传统的方法外别无他法。而传统的方法则是从表面上掩饰金融体系的问题，只是等到问题发生时才匆忙应对。前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总裁大野木曾解释说：“大藏省的政策是为了日本金融系统的安全，维持表面的现状是很重要的。”与大藏省不同的是，人民银行的决策者早就意识到：在一个拥有巨大金融资源的国家，拖延只会使得解决问题的最终代价更加可怕。人民银行决定采取行动，在危机尚未形成之前根本性地变革中国的银行业。尽管改革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但是人民银行却决定义无反顾地推进下去。

在中国的银行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始终是市场的主导。银行业的改革根本上就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清除银行体系原有的痼疾，使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四大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效率，全面引入竞争，真正实现市场化的经营和管理。

在国务院的领导之下，人民银行确定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总目标是：紧紧抓住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促进绩效进步这几个中心环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内将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将分三步来实施：一是消化历史包袱，进行财务重组；二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三是创造条件公开上市，最终接受市场检验。

改革的第一步仍然是给商业银行注资。注资既是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当务之急，又是进一步引进资本改革治理结构的前提。然而此次注资必然不能只是以前数次注资的翻版，此次注资需要有代表国家出资的实体来具体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并力争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在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4 032.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 168.4亿美元，是当时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一年。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也为向商业银行注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中国金融界的“超级航母”——中央汇金公司应运而生。

2003年12月16日，一家资本金达3 724.65亿元人民币的公司悄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成立，这就是未来中行和建行的新东家——中央汇金公司。汇金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国有独资投资公司，其职责是代表国家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号称中国当时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的中央汇金公司在外界看来多少有些神秘。这家金融超级航母位于北京金融街平安大厦七层，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牌匾，只有电梯口的指路牌上显示走廊尽头的8间办公室属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没有前台，甚至直接闯进去也不会有人阻拦。在其成立之初，平安大厦内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竟然藏着中国最大的资本金超过3 000亿元的金融投资公司。尽管如此，汇金公司却设有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董事、监事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其中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出任公司董事长，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的胡晓炼出任公司总经理。

2003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汇金公司成立的半个月之后，中央汇金完成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450亿美元注资，并成为其唯一股东。向两家银行的注资是采取资产划拨、一次到位的办法，并未在国际市场出售债券。为避免引起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450亿美元的注资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直到年底完全注资结束后，消息才正式对外界宣布。尽管此次动用了巨额的外汇，但是整个注资过程却非常顺利，并没有引起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波动。

由于拥有“外汇储备”这个此前谁也没有发现的“武林秘笈”，汇金得以频频注资金融机构。2004年6月，中央汇金公司负债融资30亿元人民币，向当时正在进行财务重组的交通银行注资，持有上市后交通银行6.68%的股份。2004年8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9月，中国建行改组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汇金公司成为这两家银行的最大控股股东。2005年4月，汇金公司又向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与财政部各占50%的股份。此后，汇金公司分别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光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分别注资。

在逐一收编了中国银行业的几家骨干力量之后，汇金又将目光转向正受病魔缠身的券商领域。首先得到注资的是银河证券，随后是华夏证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汇金将中国的八家主要券商尽数收入囊中。自此，在短短几年之内，凭借背后强大的外汇储备，沿着金融改革的版图，汇金所到之处，都尽数纳为麾下。目前，汇金公司所拥有的金融国资就已经超过大半，俨然一副“小金融国资委”的框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两家大型券商——银河证券和中金公司，以及一家目前收购证券类资产异常活跃的投资公司——建银投资等。

汇金诞生的最初目的，是为银行业改革服务；直接动因是注资商业银行，帮助其消化历史包袱，进行债务重组。在汇金注资后，各金融机构账面资产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为进一步引进外资，推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铺平了道路。到2005年中之后，汇金的努力开始得到了回报，外汇注资的银行改革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美国银行斥资25亿美元收购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份；新加坡的淡马锡斥资14亿美元收购中国建设银行5%的股份；苏格兰皇家银行宣布它牵头的一个银团将以31亿美元收购中国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旗下的投资子公司与德国的安联达成了收购中国工商银行9.9%的股份的协议。

最近几年，银行业改革的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然而改革之初，处处都有汇金公司的身影。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中国银行业资产状况大为改观，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药桶了。连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不得不赞叹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汇金模式”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每一步改革都是一个尝试，但是这种模式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金融航母”汇金的出现，第一次使获得国家注资的金融机构必须面对一个具体的所有者。

自2003年国务院批准汇金公司成立至今近5年时间内，汇金公司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保证了对多家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改革的顺利完成，确保了国家控股地位，使股权管理得到了改善和创新。2007年9月29日，备受关注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宣布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整体并入中投公司。在分工上，汇金将继续做股权投资，承担推动银行改革的任务，代表国家作为出资人长期持有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权。

二、上市，国有银行的挑战

按照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的部署，改革的下一步便是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要使国有商业银行最终自觉按照市场原则运营，就必须尽量减少它们的行政色彩，去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级别，真正作为一个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问题和特点，人民银行决定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行“一行一策”的原则，首先进入改革程序的是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随后工商银行也启动改革程序。

在人民银行的主导之下，中国建设银行以分立的形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银行分立重组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经营现建行的商业银行主营业务，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对社会经办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在此之前，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银股份）举行了挂牌仪式。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 863.90亿元，折1 863.90亿股。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公司100％股权，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造按照国家支持与工商银行自身努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央汇金公司将为其注入新的资本金150亿美元(折合1 240亿元人民币)，财政部原保留在工商银行的财务资金2 016亿元，1 240亿元为资本金，作为财政出资，776亿元作为风险拨备，从而使工商银行的核心资本达到2 480亿元人民币，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这样，工行的股本结构是，财政和汇金各持有工行50%的资本金。然后，工行再通过发行次级债券100亿美元左右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在人民银行的大力推动下，经过一系列改革，中行、建行、工行先后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向全球招聘高级管理人才。在这一过程中，人民银行和四大银行都有坚定的决心。改革可谓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此外，汇金公司作为出资人向这几家银行派出了董事，对三家银行的经营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自此，改革的第二阶段可谓基本结束，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进入倒计时阶段。

2005年10月27日上午10时，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这是国务院决定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两年来，首家实现公开发行上市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建行在资本市场上接连拿了“四个第一”：有史以来全球银行业规模最大的IPO；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最大规模的IPO；亚洲企业（不含日本）最大规模的IPO；最近5年半以来全世界首次公开发行的最高纪录，该项发行纪录还被列为全球资本市场第六大IPO。半年之后，在海内外关注的目光中，中国银行分别在香港、上海两地完成了其发行上市计划，成为首家在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

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1398.HK)A股和H股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日挂牌。此次中国工商银行A+H发行募集资金约1 239亿元至1 487亿元(未行使超额配股权)，再次刷新全球IPO纪录。此次发行采取同步路演、同步询价、同步定价、同步发行和同步上市“五个同步”的方式，A股的发行价格在经港元与人民币汇率差异作出调整后与H股发行价格一致。

上市后的建行、中行和工行采取的都是由国家控股、战略投资者主导、中小股东为辅的股权结构，这种股权结构有助于保证金融系统稳定。股权结构改革后，国有控股使得国家依然能够保证对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型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同时通过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此外，股权的多元化又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础，有助于增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至少从目前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上市的决策是正确的，它为股权单一的国有银行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管理经验。

三、改制，远不是上市那么简单

虽然建行和中行已顺利上市，但相关的争论从未平息。从外汇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到海外上市，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举一动，都带来了各界的关注。在注资之初，舆论的焦点在于中央汇金公司的角色，注资重组的程序安排，改革方案是否成熟；在股改和引资阶段，人们关注的是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及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定价并非核心，因为应者一度寥寥无几；在上市之后，话题渐渐转到“金融安全”与“国有资产流失”等争辩之中。面对种种非议，周小川行长坚定地表示，国有银行改革不存在贱卖。他认为：商业银行改革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一样的，比如政企不分、行政干预过多、治理结构架空、干部管理和激励机制脱节、严重机关化，以及缺乏经营自主权和定价权、竞争压力不够，不一而足。国有商业银行从道路选择上，应当参照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成功之处，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周小川的一席话，再次体现了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上市改制的决心，无论争议多大，无论困难多大，人民银行都会将这一改革进行到底。

那么，公开上市到底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仅仅为了筹集资金吗？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目的远远不止于此。”周小川面对关于建行上市目的是为筹资时的回答，也透露了其在国有银行改革中的雄心。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变商业银行的政府监管为市场监管，通过引入市场化的绩效激励机制、充分的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使国有商业银行独自承担市场风险，才是其上市的目的。

周小川对商业银行的理想设计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迫使商业银行公开披露信息，以便于境内外公众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境内外监管机构的共同监督。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使得对银行的监管不再是政府主管机构的“专项差事”，银行的经营、战略必须考虑股东利益，而不是置投资回报于不顾。可见公开上市只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骤中的一个阶段，如果按照进程划分，也仅仅是处于整个改革过程中的前半阶段。事实上，既然国家有能力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上市的主要目的就不是仅仅为了筹资，其目标是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强调投资者利益，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彻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准官僚体制”，改变“官本位”，通过合理的、符合商业银行运营要求的绩效激励机制、充分的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建设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公开上市后，建设银行从机构到人员，大胆实施了一系列高强度的改革计划，“扁平化管理”等措施的推行，使全行的运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围绕风险管理机制改革，建设银行出台了一系列加强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向所有一级分行派出了风险控制官员，更加有效地控制着银行运营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美国银行一位执行官员称，建设银行应对风险和适应市场的能力正在变强。

中国银行自实施股改试点以来，坚持改革与管理并重，重点突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在公司治理架构、风险内控机制、业务和管理流程、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财务会计制度、信息科技体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公司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有效制衡机制，在经营管理中显示出了积极成效。为了满足市场要求，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还实施了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审慎的会计制度，建立分部门、分产品、分客户和分员工的核算体系，建立统一的财务信息报告、科学的预算控制制度。根据上市公司的标准，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发挥市场监督作用。

2006年，按照公开上市规则，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相继公布了2006年的中期业绩，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按照年报披露的数字，2006年上半年，建设银行取得利润232亿元，同比增长13.3%，中国银行取得利润195亿元，同比增长28.3%，与此同时，两行对其他各项财务指标的表现均表示理想。

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上市后的良好表现使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效果正在得到境内外市场的普遍认可和好评。自2004年8月以来，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已在两年内数次调高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正面评级。业内人士认为，标准普尔在短期内多次调高对中国银行机构的信用评级，表明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后在财务状况、经营质量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认可。

2005年，人民银行在其发布的有关报告中提到：1998年财政部发行2 700亿元特别国债对四大银行注资，标志着政府着手化解国有银行风险正式起航；其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并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元不良贷款；央行于2003年底出资成立的中央汇金公司分别为中行、建行和工行先后提供了共计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加上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对国有银行股改提供的财务支持，1998年以来国家为国有银行改革投入累计达2.9万亿元，而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2.63万亿元。一次又一次的注资和剥离，其目的就是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而沉积的痼疾，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自我造血功能，将国有商业银行推向市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成本在世界金融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直到公开上市，也只算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太大，大到不可以破产，甚至不能出现轻微的波动，市场和公众仍然坚信：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陷入危难之际，国家不可能不施以援手。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已不再是万能良药，唯有政府的注资剥离术，才能救其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如何阻断来自于政府的输血后路，才是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中培育自身造血机制的有力威慑。或许这将是人民银行未来所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人民币走出国门

推动外汇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一直是人民银行的工作重点之一，而且从未有过间断。2003年恰是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银行联合其他监管机构推出了一系列的试点及新的政策。在这些试点及新政中，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香港获准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

在1993年以前，人民币一直不准在中国大陆以外流通，旅客出境前必须将所有人民币兑换成外币。在当年的3月这项限制被取消，个人游客每次出入境均可携带不超过6 000元人民币。新政策的实施，使大量人民币走出国门，逐渐在我国周边地区积累和活跃起来。据统计，在1996年到2001年，香港共接待了中国内地1 890万游客，如果这些游客仅仅将6 000元的一半花在香港，则香港市场上至少有570亿元人民币。2002年，香港取消了中国内地居民来港旅游的配额限制，头4个月游客就同比增长了48%。瑞银华宝公司曾做了一个测算，如果2002年内地游客增长50%，随后每年增长15%，若内地游客平均在香港花费3 000元，则到2005年香港市场的人民币规模会达到1 570亿元；若6 000元全部花在香港，则2005年香港市场上的人民币会达到3 130亿元的规模，这还没有考虑人民币以地下方式出境的数量。这么大的资金规模是任何金融机构、任何监管者都不能忽视的。

另外，由于深圳毗邻香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事实上充当了为香港供应人民币现金的角色。在2000年以后，深圳现金投放量一直居高不下，原因之一便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投放到香港。大量的人民币现金运行在香港银行体系之外，没有合理、公正的流通渠道，银行也爱莫能助。因为香港的银行既不能吸收人民币存款，更无法为人民币找到出口，而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等非官方渠道却在这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这种政策上的限制使得人民币在香港只能以现钞的形式存在和流通，这也意味着香港金融体系对人民币的监管处于几近真空状态。大量现金存在状态又为洗钱提供了便利条件，进而促使香港客观地成为了全球人民币的洗钱天堂。面对大量人民币无序流动的局面，香港监管当局尤其是银行界显得很无奈。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香港开展人民币业务是现实的必然选择。2003年6月末以来，随着相关协议的签署，人民币在香港开展经营业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作为货币及外汇政策的制定者，人民银行早就觉察到了这一趋势。早在2001年，人民银行就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商讨设立合法渠道，从而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人民银行还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就人民币在香港情况以及香港银行开展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作了专题调研。此外，人民银行还开了好几次专家会议，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专家就对在香港是否应该开办人民币业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认为存在的潜在风险便是香港的低税收及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一旦香港开办人民币业务，内地许多个人和企业可能以“投资”的名义到香港，从事更大规模的避税或洗钱活动，不仅会对内地的货币市场构成影响，也势必对内地的资本市场构成影响。因此，内地税务部门对流出资本的纳税审查以及人民银行对洗钱的控制，都将面临不小的压力。可以说这是对人民银行监管能力的一个考验。此外，2004年初香港利率只有0.01%，近乎零利率状态，另外，香港股市的市盈率又比内地沪深两市要低，套利空间的存在，再加上人民币业务在香港开闸的东风，大量投机资金有对相关市场形成冲击的可能。这些都考验着人民银行的监管能力。然而人民银行已经意识到，在香港开办人民币业务已经时不我待，必须迎难而上了。

人民银行在经过多方协商，权衡利弊，实地考察，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于2003年11月18日，宣布同意为在香港办理4类个人人民币业务（即存款、兑换、汇款及银行卡）的银行提供清算安排。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试点在海外提供人民币清算安排，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与探索，对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及金融交易中被广泛接纳具有重要意义。经过一番选择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31日获委任为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为期三年。这一试点分成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于2004年1月18日农历新年前推出，香港商铺及自动取款机开始接受内地银行发行的借记卡及信用卡；第二阶段于2004年2月25日推出，香港银行可为客户提供人民币存款、兑换及汇款服务；第三阶段于2004年4月30日推出，香港银行可为客户发行人民币借记卡及信用卡，供内地使用。很显然，人民银行采取的是比较谨慎的渐进式的推进模式，业务范围也首先从风险较低的存款、汇兑和信用卡等业务起步，渐次拓展业务。至少就现在来看这一模式是明智的，人民银行在不断的推进中逐步积累监管的经验，并在监管中不断改进方法并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合作。

“香港人民币业务自2004年初推出后，发展平稳有序，各方反映良好。随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多次提出进一步推进香港人民币业务的需求，本着稳步有序推进香港人民币业务，必须与内地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改革进程相配合的发展原则，人民银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的相关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进一步推进香港人民币业务。”这是人民银行的有关负责人对香港开办人民币业务的总结。几年过去，事实证明人民银行的这次试点是成功的。在香港开展人民币业务不仅没有如此前专家预计的对内地金融监管造成巨大的冲击力，而且业务规模的扩大和业务范围的拓展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2005年11月1日，央行再出新规，放宽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诸多限额，扩大为香港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提供平盘及清算安排的范围，其中的六大措施分别是放宽了香港居民个人兑换人民币现钞、人民币汇款等诸多限额。正如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所言：“新一阶段的香港人民币业务，除了进一步方便内地与香港居民互访消费外，还可以强化人民币回流机制，拓宽在香港人民币资金通过银行体系回流内地的渠道。所有这些，对促进两地的经济融合、贸易往来和资金融通以及加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均有好处。”

央行的新规具体包括：（1）为其持有的人民币现钞提供兑换服务的香港指定商户的范围扩大到在香港提供交通、通信、医疗及教育服务等行业的商户；（2）将现行香港居民个人人民币现钞兑换的限额由每人每次不超过等值6 000元人民币提高至2万元人民币；（3）放宽香港居民个人人民币汇款限额，由现行的每人每天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提高至不超过8万元人民币；（4）取消香港银行发行人民币卡每张最高授信10万元人民币的限额，由发卡行按市场原则自行确定。（5）在现行允许指定商户将其营业所得人民币现钞单向兑换成港元的基础上，同意香港指定商户开设人民币现钞存款账户，并可将该账户的人民币存款单向兑换成港元。另外，央行进一步拓展香港人民币业务，具体包括：允许香港居民个人用人民币支票在每个账户每天8万元人民币的限额内支付在广东省的消费性支出，不得转让。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央行的勇于创新，谨慎而渐进，监管能力不断加强与提高。

更重要的是，香港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还有助于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一，可以形成一个基于香港当地人民币供求状况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指标，为人民币提供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的指示器。其二，可充分运用香港完善的法制环境和发达的银行体制，获取市场运作的宝贵经验，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市场更加顺畅。其三，可以提前释放一部分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风险。其实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风险已逐渐提前释放。这是因为目前的资本外流、企业境外收付汇、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地下金融的急剧发展，均已显示中国资本账户虽然处于名义的严格监管下，但却处于事实的松弛监管下。

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获准正式开展到现在，基本运行良好。人民银行适时推出的这一举措，加强了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和使用，巩固和提高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借助香港金融市场，人民币进一步扩大了流通范围，为人民币逐步成为区域性清算和储备的主流货币创造了条件，推动人民币向区域性主流货币发展。目前，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存在一种境外人民币的“虚拟”市场即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汇率和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选择权，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办为沟通人民币国内外市场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对香港人民币兑换业务的分析监测，可以为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作出有益探索。

从此，人民币走出国门的速度加快。

截至目前，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在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被当做硬通货使用，流通范围较广，老挝东北三省人民币完全可以替代本币在境内流通，最远深入到老挝首都万象一带。而在中缅边贸及旅游活动中，缅甸禅邦重镇小勐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十多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流通范围也非常广，已经在越南全境流通，而且越南国家银行已经开展了人民币存储业务。在西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地区和巴基斯坦流通。目前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大约有十多亿元人民币。在中亚其他国家流通的人民币总共也有十多亿元。在东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跨境流通到俄罗斯和朝鲜以及蒙古国。特别是蒙古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主要外国货币，蒙古国的各个银行都开展了人民币储蓄业务。在与蒙古国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金交易量占双边全部交易量的三分之一强。

除了在周边国家流通，人民币也有向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流通的趋势。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机场以及饭店已经开展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在日本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