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公共政策学术研讨会”5日在山东大学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会上提出，“对公平问题的研究要转移到消费上，否则，所有的公平均毫无意义。”

高储蓄+高投资拉大分配差距

“财富、收入、消费是衡量公平的标准。在这其中，消费公平是最重要的。消费是人的生产的起点，资本是物的生产的起点。消费的极端不公平将带来社会的动荡。”刘尚希说。

刘尚希从发展方式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社会不公平，他简单勾画了当前我国发展方式的特征。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具有3个基本特征：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低效能、出口导向。

首先，从纵向看，我国的国民消费率在不断走低。1978年是62.1%，1990年为62.5%，2000年达到62.3%。进入本世纪后，消费率开始快速下滑，2006年降到了49.9%，2007年则为49% 。从国际上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率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表明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消费小国。”刘尚希表示，消费份额越来越少，这意味着物质生产虽然高涨，但人的生产在萎缩；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慢，发展后劲不足。

第二，从投资率来看，中国一直处于高投资状态。1978年的投资率是38.2%，1990年为34.9%。进入本世纪后，投资率不断升高，2000年为35.3%，2006年达到42.6%、2007年则是42.1%。而从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元／百元）来看却是下降的，1978年为37.1元，1995年是62.9元；进入本世纪后下滑到30元之下，2000年为29元，2006年是24.5元，2007年略有上升，为26元。

“之所以能实现高投资，直观的原因是高储蓄，正是高储蓄支撑了高投资。”刘尚希说，高投资率意味着资本的强势，这在加剧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还导致分配差距越来越大。高储蓄现实地支撑了高投资，而高投资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地拉大了分配差距，所谓“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最终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

第三，为了外汇和经济的增长，中国长期以来鼓励出口。2002年到2007年，出口平均增长28.8%。自2000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大，尤其是2005年以来显著增强。2005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1%，比2004年的6%一下子提高18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则分别达到19.3%和21.5%。

“这样的出口导向形成了发展路径依赖，而出口就意味着对国外消费者实行补贴，这是对国内的不公平。”刘尚希认为。

政府干预基点应改变

根据低消费、高投资和大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刘尚希分析了社会不公平的形成机理。

他认为，低消费率使人力资本积累停滞，作为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在分配中的地位陷入弱势循环。教育等基本能力得不到保障，劳动收入比重从而下降。低能力导致低收入，这与低消费形成因果循环。

投资作为物质资本将产生利润，从而导致高投资率，使得投资者的利润份额较高，继而产生更高的投资率。分配差距便在这种循环中不断扩大，同时也形成消费的不断萎缩，致使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值得注意的还有就业状态的恶化。“就业状态”在长期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就业状态”包括3个要素：一是就业能力，二是就业环境，三是就业岗位。教育消费是国民消费的重要内容 ，而且与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教育消费不足导致低素质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业会遇到困难，分配循环从而恶化。

“由上述3个方面不难看出，生产方式蕴含着效率与公平，生产方式即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只有改变生产方式，才有可能促进社会公平。”刘尚希建议，政府干预的基点应改变一下，放在消费上。政府应提供更多的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降低私人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

作者：孙罗南 贾瑞涛 来自：经济导报2009年12月9日 第15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