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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资产处置的调查】

2001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通过积极探索折扣变现、诉讼、债务重组、委托处置、债转股、整体打包和参与不良资产包的国际营销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171亿元，比上年增加62亿元，增幅较大。各办事处资产回收率及现金回收率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不良资产处置成效显著。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不良资产的处置基础较差、处置不良资产的外部环境差及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少且问题多等是阻碍不良资产处置深入进行的主要障碍。

一、真实呆账过大和处置标准不明确造成资产处置的基础较差

(一)接受不良资产的实际质量远低于账面资产质量。

各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呆滞类贷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大多在接收资产的一半左右。呆账比例虽高，但分析各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账面与实际状况后发现，事实呆账远大于统计的数据，最严重的情况中呆账类贷款占总贷款近三分之一多。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中真实呆账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历史上大多缺乏资本金和流动资金，同时肩负大量的社会功能而形成的事实不良资产，很难分清是企业自身经营不善还是历史的原因所致。一旦切断国有银行的持续资金注入，便造成大量的事实呆账。二是对于部分中央部委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直属企业或自办企业的“人情”放款，由于政府职能转变，部分机构的裁减、变更造成企业的法人资格不存在或企业资不抵债，找不到其上级主管担保单位和第二还款源。三是部分企业巧立名目，用银行贷款炒股票或挪作他用，长期不还。在银行追讨债务时，债务企业拒绝还款，法院执行时阻力很大。四是资产管理公司接受的不良资产中不少企业贷款档案缺失严重、人去楼空，形成事实呆账。

(二)不良资产的处置标准不明确。

要求资产回收率不低于30%，但具体不良资产回收率应为多少不明确，对不同的行业及企业也没有给出具体标准。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按照账面价格接收，不是市场价值，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回收资产最大化有诸多困难。表现在：一是接受每笔贷款的真实价值不确定，实际处置中缺少标准，使资产管理公司很难把握处置的程度；二是由于不良资产的定价较困难，缺少客观的评估标准，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考核较难，加之没有科学的激励机制，要达到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和实现资产处置“最大化”的目标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资产处置的外部环境有待完善

(一)资产回收的法律保障问题。

1.由于缺少对债务人财务的特别调查权，各资产管理公司在了解债务企业资产负债情况时，手段有限。

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资产时，按照财政部《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对每个项目进行评估，并以此做为资产处置的依据。当处置资产为实物及股权资产时可以委托社会中介进行评估，把评估值做为处置回收的参考依据，而对于债权项下的资产处置则无“公允价值”作为依据，只能根据债务人的实际财务状况尽最大努力回收资产。催收不良资产时，80%～90%的企业不报送财务报表，有报表的也难以保证其真实性。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资产管理公司在对债务人的银行存款和其他财务状况了解时没有优先权，与债务人之间存在严重的财务信息不对称，这样多次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双方都选择“不合作策略”，丧失了可能很好的追讨债务机会。

2.诉讼时效、诉讼主体和资产保全。

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的不良资产中，有的贷款发放时间较早，尽管主债务时效未过，但保证时效已过。有的债务人还债意愿极差，拒绝向资产管理公司偿还债务，甚至拒收资产管理公司的催款通知，企图以此使资产管理公司丧失诉讼时效。根据我国现行《公司法》，两年不年检的企业法人主体自动取消，有的债务人则故意连续两年不予年检而丧失法人主体资格，对此类债务的司法诉讼往往因为债务人的法人主体资格不存在而不被法院受理，依法维护金融债权难度极大。根据司法规定：资产管理公司胜诉的案件在6个月之内要申请执行，否则此笔债权不受保护，以后也不再受理。为获得法院的执行，资产管理公司在申请执行时需垫付债务人的执行费等支出，加大了资产追回的成本。有的债务人利用拒交法院执行费的方法或利用一审、二审及判决书送达时间上的期限规定拖延债务的执行时间，并趁机转移存款和其他可偿付资产，以此逃避银行债务或降低债务的回收率。

3.诉讼案件的管辖和资产处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解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应当由被告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由于商业银行的贷款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方面加大了处置不良资产的成本，另一方面债务人住所地司法管辖易受地方保护，造成资产管理公司起诉难、执行难、资产费用高、过户成本高、企业、法院不配合等被动局面，最终导致金融债权无法收回。

4.依法维权和现有法律环境冲突——支付成本和收益的矛盾。

根据目前《公司法》的规定和法院的要求，当一家企业有多笔借款合同时，需分别提起诉讼。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在同原商业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多数是确认合同本金产生的利息余额合计数，一般并不掌握企业贷款在银行期间的计息及还息情况，无法根据几经借新还旧的最后有效合同计算利息。另外，分笔起诉还会导致因各笔合同的金额差别较大，同一债务人的案件在不同法院审理的现象，既加大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各项费用开支，也不利于案件的办理。在此种情况下，一些数量较小的案件可能因为支付成本大于收益而被拖延。

(二)资产处置中的税费问题。

1.资产处置中的税收减免。

根据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免交在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承接、处置因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业务活动中的税收。”由于地方利益的驱使，目前各地税务部门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账务印花税、契税等依然收取。

2.资产处置中的收费问题。

(1)机动车抵债过户问题。按照财政部、国家计委下发的《关于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和处置不良资产免收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在办理机动车抵债过户时免交过户费。但由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职责不明，资产处置中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手续或抵债车辆过户时，无具体部门负责。旧车处理时，手续费偏高，且时间较长。

(2)房产等不动产的过户问题。目前对房产的过户，在操作时，只免去资产管理公司的房产过户费，而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一般的债务人在以房产偿还债务时，大多消极应付，不愿意付相关过户费用导致资产不能交接或交接延误。

(3)司法诉讼费用项目繁多，且标准各异，依法维权成本过高。在资产管理公司依法追偿金融债务时，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项目繁多的费用加大了处置成本，如果回收的成本大于其收益，司法诉讼显然是不经济的行为。但现阶段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没有债务销户的决策权，为了达到销户的目的，获得法院的执行终结书，这种不经济的行为也是必需的。以北京为例：2001年华融、信达、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已有诉讼标的约33.2亿元。全年仅诉讼及保全费用达2620万元，此外还要支出大量的律师费以及巨额的执行费用。全国范围更是难以估算。如此高的法律成本，资产管理公司是无力承担的。

3.不良贷款的孽息和债转股债券的付息问题。

按照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已剥离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其利息收入归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有。”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在接受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后，仍按照对贷款企业的标准计息，这种计息对贷款企业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但对资产管理公司就显得有悖逻辑。原因是：一方面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接受的多为不良资产，如继续计息，必然造成债务价值的虚增；另一方面，虚增的债务额成为考核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效率的依据。同时，对不良资产处置速度越慢，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价值越大，而处置速度快，则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觉。

目前，根据国务院规定暂停对债转股企业的股权退出，这有助于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债转股企业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完善债转股企业的内部管理。但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规定，资产管理公司用于购买债转股企业不良资产的再贷款必须向商业银行支付2.25%的债券利息。由于债转股暂缓退出，资产管理公司尚未涉及资金收回问题，继续对此计息客观上加重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成本负担。

(三)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一些企业利用转制或法律方面的空白逃废银行债务。

由于企业产权不清晰、内部管理机制落后和整个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不少企业利用转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地方流行“逃废银行债务是改革的必然成本”之说，对企业的逃废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根据《破产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企业破产后对债务人的赔偿顺序依次为：清偿担保债务和抵销债权→破产费用→破产企业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上缴所欠税款→偿付破产债务。从以上清偿顺序可以发现，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权人处于债务偿付的最后一级，处于与其他债务人同一级受偿的地位，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保护自身的金融债权。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为例：截至2001年四季度，该公司接受的资产中已有30家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或接受时已宣告破产，总金额3.48亿元，占其接受资产总额的2.1%。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截至2001年四季度接受的资产中已宣告破产的有44家，总金额约4.04亿元，占其接受资产总额的1.2%。

三、资产处置手段单一，资产处置中遇到的一些政策障碍仍未消除，制约处置效率

(一)折扣变现和不良资产的委托处置。

在折扣变现过程中，对企业抵债的实物变现时往往因为普遍的“二次缩水”而使实物变现困难重重，资产处置过程延长。由于各资产管理公司在非现金回收时是依据评估机构做出的“公允价值”抵债。而在以物抵债评估过程中评估价值往往偏高。加之采用实物抵债方式收回的实物多数陈旧、落后、趋于淘汰，变现时资产“二次缩水”的损失普遍存在。由于金融资产处理过程复杂，随着处置时间的推移、延迟，加剧了“二次缩水”现象的发生。

在不良资产的委托处置过程中，由于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人分布面广，有些企业债务规模小，所处地偏远，处置难度大，委托处置则是各资产管理公司较佳的选择。相对而言，此方法各公司运用较成功。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为例，2001年，该办事处采取委托律师事务所整体打包诉讼的办法，共打包起诉审结179户，涉及标的额6.2亿元；申请执行97户，涉及标的额2.16亿元；收回现金1581万元。

(二)债转股。

债转股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策性债转股，是资产管理公司将经贸委推荐的转股企业的债权，经过独立评审后转为对企业投资的行为。另一种是非政策性债转股(或称商业性债转股)，是资产管理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率，将其对债务人的合法债权转为股权的行为。

在对债转股企业进行资产评估时，大多数企业原始资产评估值为负值。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债务负担沉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些债务时，在某种程度上与财政部对资产处置最大化的要求很难区分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认为债转股是国家对企业减负“最后的晚餐”，不顾国家对债转股要求的五条标准，将债转股企业涉及面扩大。对一些资源枯竭性行业如煤矿、矿山等，由于其现金流趋于停滞，实施债转股已无实际意义。

对于非政策性债转股，资产管理公司充分运用了国家赋予的手段，在资产处置手段不断创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国有资产，相对比较成功。如为防止资产处置中的“冰棍效应”，华融北京办事处积极探索投资银行业务，对存在相对优势资产的企业，努力挖掘企业资产中的有效部分，尝试对债转股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债权置换股权和承销上市。2001年共有5个项目实现资产重组，涉及整体债权金额10691万元，账面资产10358万元。

(三)资产包、不良资产的国际营销和不良资产的壳资源。

资产包具体做法是将行业不同、金额各异的资产放在一个资产包内出售。这样做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对处置过程中债权债务双方的矛盾、障碍消化力强等特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分析资产管理公司的个别资产包结构后发现，行业的“壳资源”是某些国外资产管理公司对我们资产包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而对行业“壳资源”的价值评估，目前各资产管理公司几乎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几乎各个行业都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做为发展中国家，在承担责任的同时，我们有权利对弱势行业进行保护，这些也正是国外资本渴望进入的领域，在处置不良金融债务时，注意保护弱势行业和正确评估行业“壳资源”对整个金融和国民经济的稳定是有长远利益的。

(四)资产处置的内部激励和资产处置中的内、外部合作。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是一个政策性企业，内部财务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如何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提高资产的处置效率并防范道德风险是资产管理公司内部管理体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财政部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用处置资产收回额部分的1%～1.2%作为职工的奖金，但由于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激励机制在实现资产回收最大化与职工利益结合方面，收效甚微。另外，资产管理公司最终向何处去的问题和有限的存续期使得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权人在与企业作为债务人的债务追讨博弈中，属于有限局次博弈。此时的最优解是双方均采取“不合作策略”，而这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无疑是不利的，最终只能是国家利益受损。

在不良资产处置时，由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受和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多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同一债务人的债务处置时，由于贷款金额不同，时间长短各异，贷款方式不同，对企业内部信息的掌握各有差异，在各资产管理公司相互之间信息不能得到有效沟通的情况下，易造成各家公司把握的政策尺度不尽一致，处置手段和方式有差异，引发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债务时的过度竞争。债务人则趁此与各资产管理公司讨价还价。为尽快实现回收率，各公司竟相压价。这种过度竞争的最终结果导致企业受惠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郑建库)